中国正崛起新一代企业家
作者：中国企业家思想俱 发布于：2015-10-08
【中国正崛起新一代企业家】
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实现和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对中国至为重要。这不仅关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，把自身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社会，而且目前面临的大部分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，都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来提供足够的增长和发展新动力。在这个内容里，人们可以把目前的内部“大众创业”和外部“一带一路”视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体。
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
可以把政府支持和推动的“大众创业”运动，视为新的经济分权运动，并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“大众创业”政策的理性。
首先，就是要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主题，即市场化。市场化并非经济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，只要政府退出市场，市场化就会自动到来那样简单。
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来推动。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市场化的突破口。很显然，这次选择了金融市场化。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目标。
其次，在改革旧体制方面，尽管有顶层设计和集权，但仍然困难重重。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，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，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中小型企业的发展，仍然难以从国家金融系统中得到足够的资金。因此，通过金融分权，在社会筹资成为必然。
再次，金融改革也是让社会来分担风险的必要之举。国有银行不敢向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，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中小企业是创业的主体，但其中很大部分会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市场。国有银行当然不想承担这种失败的经济成本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融资的社会化既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，也是经济风险社会化的工具。
第四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政府要通过“大众创业”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。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，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，尤其是1990年代经济分权(“下海潮”)之后成长起来的。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，而逐渐演变为消费群体。
也有些则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，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。而所谓的“富二代”的问题更大，很难找到几个有能力、使得人们看到前途的接班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，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。
今天，中国政府鼓励包括大学、研究院（所）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“下海”，加入“大众创业”潮流，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，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起。
要让企业有足够的舞台
“一带一路”的情况又是如何呢？如同“大众创业”，“一带一路”也有其很大的理性。
首先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开放，结果导致了过度依赖西方市场。今天，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下，西方盛行保护主义，中国不得不减少对西方的依赖。这就要求中国开拓西方之外的市场，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。
其次，自2008年以来，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，西方诸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结构性改革，从而实现经济再平衡。同样，中国也很难再通过依赖西方市场，来实现本身经济的再平衡，这也是中国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原因。
再次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，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型成为资本过剩，同时在很多领域产能过剩。这表明，无论是中国的资本还是产能，都需要寻求新的市场。在国内市场空间不足以消化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情况下，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中国所需要开发的市场。
为了实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央领导小组、亚洲基础投资银行、丝路基金等机构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也得到了沿边沿岸国家的积极回应，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发展也是硬道理。
不过，要实施这个巨大的项目并不容易。迄今为止，尽管政府层面做了巨大的努力，但很多其它方面的反应不如预期。因此，如何深化实施“一带一路”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。这里需要考量很多问题，而其中下面几个问题至为关键。
首先是“一带一路”的主角问题。“一带一路”的主体是资本和资本的主人即企业，而非政府。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搭台，但政府不能占据舞台。不过，到现在为止，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政府要走出去。企业，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，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，尽管有兴趣或者动力，但不知道如何参与进去、做什么、怎么做。
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：政府过于积极，而企业从一开始就缺少参与。如果不能把企业的力量动员起来，让企业成为主体，由政府来推动的“一带一路”就很难充满动力，更难实现可持续性。
其次，“一带一路”内容过于单一。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，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。的确，中国具有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经验，而中国过剩的产能也往往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，例如钢材和水泥等，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。
理论上说，过剩资本、产能和技术的结合，可以构成巨大的“走出去”动力。但在现实国际政治中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在所在国产生国家安全的考量。很多国家往往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，而很难接受他国帮助（更不用说是主导的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。
因此，必须大力拓展“一带一路”的内容。有关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。例如早些时候在重庆召开的亚欧互联互通论坛上，除了基础设施、交通、能源、货物贸易等之外，还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边建设产业园区的问题。
实际上，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，并且产业园区也是一种可以使得当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，即可以为当地政府提供税收和就业。中国也在一些国家例如白俄罗斯进行了试验，但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推广到更多的国家。
第三，如何保障资本的安全。“一带一路”的很多国家，往往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不健全，资本必须冒巨大的风险。正是这个关切，中国的企业还是倾向于在欧美寻找投资机会。要减少企业的风险担忧，政府必须有所作为。
西方政府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，中国可以学习。亚投行已经走出了很大的一步，即通过开放和多边主义的方式来保障资本的安全。类似的方式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机构和企业层面。
总之，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，如果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，今后的质量经济依靠的是专业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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